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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不小，如果法律對企業的義務規定得再細致，但缺乏一種激活機制或啟動機制，比如社會監督等等，那么這個規定是虛的，還是墻上掛的。我在北京市安監局任副局長的時候也發現，很多企業的制度很完善，很多政府的一些規范化文件，甚至法律法規規章規定也是很完善的，但在實際之中就會發生這樣的安全生產事故。為什么呢？是因為這些制度在睡覺，我們國內的法律不少，包括環境污染等很多方面，為什么會發生呢？是法律和制度在睡覺，法律和制度實施沒有啟動，主要是監管方式不適應現實的發展。

第一方面，監管方式有轉變。這回《安全生產法》的修改在監管方式上做出了以下六個方面的創新：

第一，規定了安全生產規劃的監管制度。安全生產也是個政府的活動，應該列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現行的安全生產法是沒有規定的，這一回它規定了。因為規定之后就有人財物的保障，而且有利于安全生產規劃和城鄉規劃、其他規劃相銜接。整個安全生產是經濟發展的相伴相生的東西，如果說納入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如果不把安全生產納進去，那么安全生產工作肯定會出問題，這一回明確了，我認為是一大進步。

第二，參照安委會的職責，要求國務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建立健全協調機制。這個協調機制，現行的《安全生產法》規定國務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協調，因為它既管安監部門，同時管建設部門、發展部門、市政部門，包括其他的部門，所以，應該政府去協調。但是很多協調不具有常態化的特征，一個地方一個特點。這回《安全生產法》修改的時候就要求建立協調機制，解決安全生產監管中存在的問題，協調機制的規定，使《安全生產法》規定，比如政府的督促、協調解決具有機制的基礎。

第三，實行了信用管理，在2010年《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企業安全生產工作的通知》里，就有信用管理的設計。就是對于那些有嚴重安全隱患或者發生安全生產事故的單位，安監部門應當把有關事故的風險和信息提交給可以約束它的部門，比如國土部門，供給土地，包括投資部門，這個企業有安全隱患，可能造成重大事故或者被關閉，投資部門他們就會考慮我是不是給你貸款或者給你投資；證券部門，如果這個企業安全風險，或者發生重大安全生產事故你不改的，證券部門就可以不讓你的股票上市，你上市了也不能讓你再融資。包括行業主管部門，通過信用管理這種新的模式，適應了新的要求，我們在公民社會，包括加強公民信用和企業信用大背景下，有利于發揮公民和企業守法的自覺性，使強制守法變成自覺守法。

第四，精簡審批基礎之上，優化管理流程和方法。最近兩年，國務院取消了很多安全生產工作的行政許可，精簡許可，減輕企業的負擔，這回安全生產法也響應了這一號召，精簡了一些許可。譬如說像以前安全生產有安全評價或安全條件論證，后面緊跟著有“三同時”，“三同時”搞完后面有安全生產許可，審批和許可就太多，現在一個企業要上馬，要經歷審批和許可，涉及到的精簡也不少。

比如說有安全生產方面的、職業衛生方面的，職業衛生也是安監督方面的職責，消防方面的、環保方面的、水土流失方面的、能源方面的，都有6—8個“三同時”和“預評價”，企業的負擔很重。這回《安全生產法》的修改就把“三同時”的驗收和審批給它取消了，改成了企業按照法律的規定自主組織驗收，企業對這個結果負責。原來是審批的，《安全生產法》的修改把它和企業的行政許可相結合了，也要求安監部門加強對驗收活動和驗收結果的監督檢查。

第五，發揮地方的作用，對一些應該淘汰的落后的設備或工藝，原來是國家發名錄，現在是授權省一級的人民政府也可以發布自己的淘汰名錄。

第六，規定了分類分級監管的體制和年度監督檢查計劃的機制。安監系統有個工作是其他部門比較稱道的，就是年度執法檢查計劃。每年這個地方應該檢查多少家企業，到哪些區域，包括全覆蓋，要求制定年度檢查計劃。我在北京市工作的時候也都是有的。年度執法計劃實際還是有用的，它是定期執法和非定期執法相結合，你要完成這個任務就可以了，有利于防止執法常態化之后執法懈怠的現象，因為執法到不到企業，企業要登記，政府部門也有信息登記的，所以，使安監部門活動起來。一個地方安監部門如果成天待在辦公室里，這個地方的安監工作是搞不好的，只有安監執法人員長期下基層，因為執法活動保障，就防止執法懈怠的現象發生，這個地方的安全生產工作應該能做得比較好的。

第二個方面，監管手段出硬招。

安全生產事關生命安全，如果說監管手段比較軟、比較弱的話，那么肯定會出事。我講個親身的案例給你聽聽，我當年管全北京市的地下有線空間，地下有線空間容易發生群死群傷事故，要么是缺氧窒息，要么里邊有硫化氫氣體，讓人中毒或窒息死亡。在一個地點，同一個專業隊伍，我們抓到過三次，第一次抓他就比較害怕，就跑，人到了現場，但是我們沒有查封扣押權，所以我們等了一會兒就走了。第二次我們倒是報上北京電視臺去了，結果我們追他就跑，我們回退他就回退，始終保持一定的距離，打拉鋸戰、游擊戰。這是高危施工，經常發生群死群傷，北京電視臺把這個鏡頭拍下來了。第三次他就不跑了，為什么？他在這兩次執法中發現你沒有強制扣押權，最后他就不跑了，還感謝我們安監局人員，說感謝你們，讓他們上電視了，一輩子沒上過電視，這次上電視了。所以有時候感覺到比較心酸。后來我們就探索，怎么探索呢？你不是跑嗎？你人一跑，我們就把你的設備給裝起來保存，現場留下一個執法單，就是說你跑了，我們找不到你，把你的東西給你保存下來，讓你回去接受處罰。這一回《安全生產法》的修改，就把查封危險物品的施工場所、無限活動場所的查封權也做出了規定，對于及時解決違法問題，恢復秩序意義重大。

第二，監管必須強調實效，很多地方，安監局要求他停產停業，包括地方政府責令關閉，最后發現這個企業半年、一年以后還在開，還在運行，因為有企業給他供電，有企業給他供水，還有企業給他供應能源，還有企業給他供菜，民爆的物品礦山里的還有。這回《安全生產法》為了保證執法的效果，規定安監局可以下通知，要求有關單位停止供電、供水，包括供應民爆物品。這對保障執法的嚴肅性是非常有好處的。值得提出來的是，有時候停電停水會給企業造成重大損失，就要求一般提前通知；企業整改到位了應該及時地恢復供電供水，防止地方的安監部門對企業吃拿卡要，要挾這個企業。有明確規定，如果排除了隱患，你必須得恢復供電供水。

第三個方面，監管手段的方式和手段的變化，參與和監督體現了國家共治的要求。

第一，安全生產，包括政府、社會、企業、行業，體現了國家共治的要求，特別是對工會的作用進行了重新定位，這回修改，工會對安全生產工作進行監督，特別是規定生產經營單位制定或修改有關安全生產法的規章制度時應當聽取工會的意見。

第二，規定了新聞媒體的宣傳、教育、電視、電影有安全生產宣傳教育的義務，原來規定安全生產是提高職工的安全生產意識，這回修改有個特點，提高全社會的安全生產意識。

對，范圍更廣。因為安全生產是個社會法，所以要求更高。比如北京市安監局每個早晨都會花一定的時間對安全生產的管控，如果說有閃電、刮大風、下大雪、下大雨，北京電視臺和其他相應媒體搞個字母提醒，這都是提高全社會的安全生產意識。像丈夫去上班，妻子看到電視提示之后就提醒丈夫你要注意安全，這就很有好處，使各個方面都參與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