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波:山西票號為什么突然消失了?
票號極盛之時,正是西方銀行模式引入中國之際。1904年,朝廷籌辦戶部銀行,奉諭主事的戶部尚書鹿傅霖與票商素來親密,盛邀入股。平遙的各票號總號開會商議,集體決定不入股,并禁止山西籍經理參與其事,鹿傅霖不得不改讓浙江綢緞莊商人參與籌辦。四年后的1908年,戶部銀行改組為大清銀行,再邀票號每號出二人協辦,票商大股東不愿與江浙財團“同臺分利”,又予拒絕。
此時,在一線經營的北京票號經理們已經察覺到銀行對票號的致命沖擊,他們意識到,“現在風氣大開,銀行林立,各處設立甚多,我幫等隱受其害,若不易弦改轍,將有不堪立足之勢,此處時局,非立銀行不可。”蔚豐厚京城分號經理李宏齡率先倡議,提出票號聯合組建晉省匯業銀行,駐京的各票號經理在一年內給平遙總號連發了數十封信函,急催此事。然而,蝸居在平遙大院里的股東們仍然無動于衷,他們指斥李宏齡等人是企圖“自謀發財耳”,如果各地再來信函游說,總號將不予討論,直接束之高閣。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廟堂瓦解,王公星散,以公款業務為支柱的票號生意頓時斷流,不可一世的山西票商成了帝國的殉葬品。1914年10月,日升昌宣布破產,清查帳簿,其最大的京城分號存款額為80萬兩,放款則只有四五萬兩,與興盛時不可同日而語。就在日升昌破產的8個月后,留美歸國的風華青年陳光甫在上海創辦第一家與國際金融慣例全面接軌的民資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票號之衰,其實蘊涵著一個十分簡單而樸素的規律:任何一個產業和企業,如果靠與政府的特權契約來獲取利潤,那將是非常危險而缺乏自主性的,無論多么豐厚的利益,得之忽焉,失之亦忽焉。它永遠只能是一項“生意”,而不可能成為一個永續的事業。
這個規律,在兩千年至今的中國企業史上屢試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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